郭柯，导演，代表作纪录片《二十二》。
“大家不用捐钱，
只要记住她们就够了。”
从《三十三》到《二十二》，
老人们陆续离世，
仍有很多人对她们有误解或偏见，
还有的人甚至不知道那段历史。
她们不是“慰安妇”，
是当年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的受害者。
“与她们相处越久，
‘慰安妇’这个词就越远，
她们要比我们想象中
更加坚强、更加乐观。”
为什么拍一部不赚钱的电影？
因为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。
为什么跟一个首映日期较劲？
因为想让大家记得这个日子。
青丝已褪，满脸经纬，
他记录的不是故事，
而是用极度克制的镜头，
打开了一段真实的历史。
不煽情不做作。
让观众去评价。
“我辜负了这个题材，
但没有辜负这些老人。”
新青年第14期
邀请纪录片导演
郭柯
讲述纪录片背后的故事
《记住她们，就是记住历史》
演讲实录：
大家好，我叫郭柯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“慰安妇”（制度受害者）的，写的是一个“慰安妇”（制度受害者）和她日本儿子的故事，这位“慰安妇”（制度受害者）老人就是韦绍兰。在那一年，我用了半年的时间，跟在北京和桂林两个地方，去看望老人四次，跟她相处。
后来，我们拍了一部记录短片叫《三十二》。这部短片在拍完以后，我其实对这两位老人有了新的认识。可能以前，我们对“慰安妇”（制度受害者）都有一个固有的概念，就是苦难、痛苦、仇恨这些词。
但当我拍完这个片子以后，我发现了韦绍兰老人身上的很多态度，都超出了我的想象——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老人。“这世界真好，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。”有一次，我们拍完片子走的时候，我给她买了一个电饭锅。我就问：“你这个会不会用啊？”当年她92岁了，她说：“人哪有生下来什么都会的呀？我可以学！”到现在她一直用着这个电饭锅。
这位老人当时这些乐观的态度，打动了我。我在拍完以后，我每一年会去看看她。2014年的春节，春节前去到她家里。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去往海南看望另外的老人，我当时给了她500块钱生活费，晚上在她们家里吃完饭。天黑了，我准备去跟老人告个别，她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房间。我去到她的小屋里面，她就坐在床上笑呵呵地让我过去，坐到她身边，她从她很厚的衣服里面掏了4个红包出来，因为我们是4个人去的。
她说：“拿着这个，过年了，回去给你们妈妈买点糖果吃！”然后，我就把那个红包拆开了，我以为是二十块钱、三十块钱，结果打开红包，每个红包都装了一百。我给她五百，她给我四百。大家可能看过《三十二》的人知道，她其实前几年每三个月领到的低保，才九十块钱。当时我拿到这个红包以后，其实这段记忆，在我心中是特别特别深刻。所以我觉得就应该去拍一部长片，后来就有了这部叫《二十二》的纪录片。
片子把2014年公开身份的这些老人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，这个过程中，我也遇到很多支持。但是我们很早就定了片子公映的日期，是在2017年的8月14号。因为，8月14号是“世界慰安妇纪念日”。当时，我们没有太多的商业考量，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家能知道，8月14号这一天是“世界慰安妇纪念日”。
当时我只是想，因为我跟老人相处了那么久，然后我看到的老人，她们是非常平静的。如果用一段我们过去的历史画面跟老人组合在一起，它也许会让大家迅速地进入那段历史。但是我回想过来，如果这个片子这样做，我能不能给她们的家人看，我相信她们的家人看了，心里至少是会不舒服的。更不能给老人看，所以我就不愿意去这样做。
还有湖北的毛银梅老人，看过片子的人都知道她是韩国老人，片子里唱《阿里郎》的那位。“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郎呦”我们跟她的接触也非常多，然后我们拍完片子以后，2015年去看望她的时候，她就把我们的合影摆在了床头。七月份点映的时候，带着她的女儿黄阿姨，去到武汉看了这个片子，看了以后黄阿姨非常高兴。
其实，我那个时候的感受，我觉得“还好”“还好”，我们把她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比较美好的一段给记录了下来。我心想，我们也没有把她们曾经的这些苦难挖掘出来，然后她的家人也能接受，我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也就足够了。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，没有音乐，也不需要解说词，其他的东西都不用，就是简单地记录。所以《二十二》，我觉得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些正面的能量。
该忘却的是不堪的回忆；
不该遗忘的是沉重的历史。
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，
你看见了吗？
记录她们，
也是记录我们自己。
新青年，
不动声色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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