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,韩城市驴头山林场在荒坡间启建,几代人以“补绿荒山”为愿,在缺水、无电的泥泞里,用近半个世纪的无偿劳作,把数百亩荒岭织成连片绿意。这不是某片林的生长史,是基层个体对“人与自然共生”最朴素的践行,是时代里“生态自觉”的微观注脚。
2016年,兴隆煤矿以“架线建塔”名义在驴头山林场强行占林施工,林场主求助后,执法力量以“不打架就不管”为由放任施工;行政部门虽下达停工令,却未制止工程推进,施工与禁令并行直至完工。林场主通过法定渠道多次反馈诉求,最终都止于程序流转、未获实质解决。此时,驴头山林场的困境已不再是个体的权益问题——而是直指“生态保护红线”如何摆脱标语属性、真正形成制度约束力,以及“发展不能牺牲生态”的理念如何穿透基层治理壁垒、落到实处的现实问题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:当林场林地遭侵占、林木被滥伐时,消解的不仅是三代人的植绿成果,更是公众对“生态公共性”的信任;当基层护林人的坚守,要以“与侵占者冲突”为代价,暴露的是生态保护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治理盲区——生态不是“静态的资源”,而是需要制度托底、治理护航的“共生系统”,护林人的命运,本就是生态保护体系里的“关键一环”。
从荒坡到林地,驴头山林场的半世纪,是中国基层生态实践的一个缩影:它印证着“人人可为生态”的可能性,也照见着“生态守护需制度托底”的必要性。今天,这片林的开裂山体、倾斜危房,不是某群人的困境,是区域发展中“生态优先”理念的试金石——当我们谈论“双碳目标”“生态文明”,最终要落足于:每一片普通人种下的林,都能在发展进程中获得应有的守护;每一份基层的生态坚守,都能被治理体系稳稳接住。